忆父亲
杜方晓
1979年偕儿子杜方晓去乐山写生途中

1979年偕儿子杜方晓去乐山写生途中

1983年7月陪儿子杜方晓赴京高考期间

1983年7月陪儿子杜方晓赴京高考期间

1990年代与妻子赵清摄于南山隐居期间

1990年代与妻子赵清摄于南山隐居期间

1995年10月与女儿杜怡默在四川美院家中

1995年10月与女儿杜怡默在四川美院家中

2006年夏与儿子杜方晓摄于四川美术馆

2006年夏与儿子杜方晓摄于四川美术馆

2007年2月病危住院期间与女儿杜霜在一起

2007年2月病危住院期间与女儿杜霜在一起

      父亲去世快五年了,如今,他亲手栽下的樱桃树已高至二楼,掩映着他工作室外的阳台。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只是经岁月的沉淀,许多往事日渐显现出清晰的轮廓,每当细细咀嚼它们,我发现,父亲就像一本曾被我束之高阁的老书,而今翻开,我不禁喟然长叹。

      我对父亲的记忆始于刚刚学步的年龄,大概两岁时在医院病房里。那天我一见到他就在母亲怀里不停地哭,因为不喜欢他煞白的病容和四周消毒药水的气味。那时他远远地看着我,伸手想抱我却又缩回手去。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患了一种叫肝炎的传染病,害怕接触我。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父亲是那样陌生而遥远。他总是病得不轻,常年进出医院病房,而母亲是话剧团的演员,常被派去外地演出,不得已,我只好被外婆和姨婆接去照管。
      姨婆家在一条名叫放牛巷的老式弄堂里。推开厚重的黑漆大门,穿过院子里湿漉漉的青石板,踩着咚咚作响的木楼梯上到二楼,便是姨婆的家了。记得在那些窄而长的窗户玻璃上,有父亲用薄油漆画的各式各样的山水、花鸟,笔痕间漏出院子上方的天空,显得格外明亮。
      他和母亲一起来看我,一进门他就会轻轻喊我的名字,眼睛四处寻找我,而我总是躲在大人身后悄悄打量这个叫爸爸的人,并不愿意和他亲近。那时我很少听见他说话,甚至有几次,当母亲不堪忍受姨妈们对他的奚落而和她们大吵起来时,他依然默不作声,只是把受到惊吓的我搂在怀里。临走时他摸摸我的头,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欲言又止。记得他和母亲离开时,他低着头,跨出院子大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沉默的影子。
      我到了上学年龄,母亲仍然常年在外巡回演出慰问,父亲的身体也不见好转,我便依然不能回家住,只能常年在许多亲友家辗转寄居,偶尔才被父母接回家小待一段时间。那时家里局促到不容再放下一张小床,晚上我只能蜷在一张为我特制的凉椅上过夜。
      算来我在少年时代前后寄居过的人家竟有十多户,姑姑、表叔、父母的朋友和同事、父亲的学生家,我都住了个遍。为了找住处,我不断转学,如果跟不上开学时间,还不得不辍学,所以我从小念书一直断断续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
      其实,纵使在外四处寄居的日子不那么好受,我也极不情愿回到自己的家。
      我们家是一间不足12平米类似半地下室的小屋,窗外不足两米处,一道石砌的堡坎和上面高耸的楼房几乎把光线完全遮住,室内阴暗且潮湿,四周塞满了家具和杂物,中间空出的两平方米过道便是他作画的地盘。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从来没有在饭桌上吃过一顿饭,因为空间逼仄,到吃饭时间,将画板翻过来搭在一张木凳上,便成了“餐桌”。
      那时,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沉重的表情总让我战兢害怕,平日看他佝身在斗室作画,两人大半天没说过一句话。每当完成一幅画,他的神情就像长跑选手终于冲过终点时那样兴奋而疲惫。他收拾完画具,总要点上一支烟,久久望着刚画完的画出神,入定般愣在那里,那眼神像是穿过画布瞭望到远方,一个无边无际的远方……直到我喊他,他才叹一口气,回过神来。
      当年的我还体会不出,父亲废寝忘食地画画其实是在对命运作殊死抵抗。对他来说,手里握着画笔就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记得到访我们家的人一直络绎不绝,但不像邻居家,有领导和身份光鲜的客人进出,几乎清一色全是画画的,个个都对父亲极为敬重。好像他的心情很矛盾,既乐意和客人们呆在一起,可来人太多又让他担惊受怕。有一次,他叫人新做了几个小木凳,母亲看见后对他说,你还嫌罪名不够呀?你在家病休,不怕别人说你私下收学生?于是父亲赶快把凳子藏在床底下。他还写过一幅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贴在家中,母亲见了又说,“千夫”指谁呀,你不怕又惹出麻烦?父亲听罢赶快收拾,只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挂在墙上。
      那时父母仅有的工资除了要负担寄养在姑姑家的姐姐和寄居在姨婆家的我,还要赡养双方老人,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又身患重病,急需补充营养,所以家里穷得时常借债,几乎买不起画布颜料。父亲的一些学生或是从单位的美工室悄悄送来一些材料,或是时不时请他去美工室作画“过瘾”——就像我偷偷在他的速写本上画飞机大炮撒野一样。他只要在外面作画就画得十分酣畅,因为不必为画材斤斤计较。为了尽答谢的本份,那些画都归了招待他颜料、画布的东道主们。他的画散落无数,时隔多年,也不知那些画还有多少被人珍藏至今。
      与那些仰慕者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般人对父亲随时随处露出不屑与白眼。邻居家的女儿想要跟他学画,这小姑娘很快把她父母的话传给了我父母:“学画?像杜叔叔那样——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小就隐隐知道,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同。我的童年没有玩具,甚至也没有玩伴。那时母亲每天去厨房熬药的次数多过做饭,从公共厨房飘出的中药味成了这层楼的标志。加上我也身体羸弱,无形中也被打上了病人的标记,以至于许多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跟我玩。
      有一次,几家邻居都为自己的孩子买来了儿童脚踏车,那些天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得欢天喜地,站在一旁的家长们也看得一脸满足,只有我远远躲在一边看,羡慕不已。不知什么时候,母亲悄悄走到我身后,把我拉回了家。父母关上门,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吓坏了,以为做错了什么事,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父亲说话了:
      “方儿,你是不是很羡慕别人呀?”他的表情依然严肃,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要去羡慕别人,自己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去努力!”
      他的声音很低,但格外坚决,然后用既像是要求又像是恳求的口吻对我说:“跟爸爸学画吧!”
      看着他郑重其事的神情,似懂非懂的我连忙点头答应了。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那严肃的神情,还有母亲的长吁短叹。
      多年后我才点点滴滴拼合出父亲的经历和处境。他自学生时代起,因为不顾政治环境疯狂画画,背上了种种罪名,由此在单位一直受践踏。即使到“文革”结束后,他这样一个寡言少语的老实人依然继续遭到轻贱,甚至不能回油画系任课。但儿时的我还不懂这些,更体会不出贫病交加的父亲在肉体上、精神上忍受着怎样的折磨,也体会不出母亲为他的遭遇咽下了怎样的心酸屈辱。在我对早年的整个记忆中,我们家的气氛始终郁郁寡欢,正像山城灰暗而一成不变的天色,就像笼罩着愁云惨雾。所谓“家庭温暖”,对我来说,只是从书上学来的、奇怪而费解的词汇。
      然而,或是透过父亲作画时,从他指间香烟飘起的袅袅蓝烟,或是在日光灯弥漫开来的一片青光下,他七八十年代的大量作品都一点点蚀进了我的血脉,不知不觉成了我特有的濡养。记得每天睡前,我的视线总是在满墙的画上流连,它们伴随我渐渐入梦,渐渐成长。
 

      15岁那年,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终于远走高飞,离开了这个凄凉惨淡的家。
      那是1983年,北京高校的气氛空前活跃,新思维、新概念层出不穷。我瞪着惊异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热闹,竖起好奇的耳朵听着闻所未闻的名字与词汇,每天囫囵吞枣,胡吃海塞。我开始跟着人家把“美”当做问题来分析,把情感当做学问来研究,把体验当做知识来学习,每天用尺子丈量“进步”的刻度,幻想尽快步入先进的行列。
      我开始嘲笑父亲的落伍,认为他画出漂亮的颜色就是庸俗,谈不出“主义”就是没文化,不谙世事和不善张罗就是愚蠢……
      转眼之间,我已经视他为被艺术和生活淘汰的双重失败者,无异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我已经瞧不起他,唯恐步他的后尘。
      当然不只是我,甚至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态度也在急剧转变。那时,随着改革开放涌来的各种经济机遇,人们争先恐后踏上了自己的征程。同时,随着各种新的艺术风格的传入并逐渐流行,也伴随新生代艺术的崛起,父亲的成就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他昔日的追随者们纷纷散开,都各奔前程去了,剩下他被独自撇在了一个黯淡的角落,仿佛被一个全新的时代彻底抛弃。
      在我读大二时,母亲也来到北京与我同校进修。跟我一样,身处广阔天地的她,对父亲曾经的尊敬也在迅速流失。更严重的是,时值“八五思潮”代表的现代主义浪潮正汹涌澎湃,横扫全国,父亲跟无数优秀的学院派画家一样,对何为油画艺术竟然也产生了致命的困惑,以至于前后有好几年几乎不知如何下笔!这还不打紧,更致命的是,他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信。他的沉默像是一个无底深渊,眼中透出无边的落寞、悲凉、惭愧、忧惧、惶惶不安……
      母亲进修期间回到重庆,见父亲与热闹的美术圈子越来越疏远,来往的已经是没什么出息的三教九流,于是抱怨、数落、指责愈加激烈频繁。每当母亲喋喋不休,父亲总是点上一支烟,一味地沉默。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当时还相当有限的涉外旅游窗口,零零星星卖一点画,然后把钱一笔一笔寄给远方的妻儿。后来我听说,特别不容易向人开口的父亲,曾经去找过一个广告公司的熟人,想接一些画广告的活,凭劳动力挣钱。可人家哪敢用他,不要说他在美术界赫赫有名,看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高架上爬上爬下也不是滋味,所以人家只好婉言谢绝了他。多年后,我读到他曾就这事写给一个弟子的信,里面说:“……一个个朋友都有了作为,而自己这样窝囊一生,真令人难过。”满篇浸着心酸和自责。而对他出门找活干的举动,我还是有些意外。 
      父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他有别于常人,凡面对在他看来非同小可的事总是书生气十足,哪怕在他最自卑自责、最需要挽回局面时也是如此。
      母亲在北京为他操心奔走,文化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国美协主席纷纷对他的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都邀请他到中国美术馆办画展。当着母亲的面,他回答他们说“我还需积累,不急于求成”,婉言谢绝了所有人的好意。随后,宣传部长又来信邀请他跟自己合出一本诗画集,父亲也马上回信解释说,自己的画不适合配诗。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一连四次抛弃机会,让母亲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母亲自然恼羞成怒,对他大发脾气,虽然她也明白,父亲不过是在重复以前的老路。
      “文革”结束后,父亲的知名度曾经吸引来一些升任高官的文人墨客,无论他们待他有多好,也无论他在单位的处境有多差,多渴望调离,他一律把他们当做“庶民朋友”,从不开口要他们帮忙。
      我早知道母亲为他伤透了心,见他固执得油盐不进,也暗暗同情起母亲来。自我睁开眼睛那天,我看到的就是身材娇小的母亲充当了家里唯一的劳力,哪怕山城的盛夏是全国著名的火炉,她顶着高温为父亲找一味中药跑遍全城,也是家常便饭;甚至就连家家都是由男人干的、途经两三里陡坡挑煤上山这种重活,也都由母亲包揽了。也不知有多少次,当她得知父亲在外受了气(比如领导故意不给他批病假,讥讽他不过是装病),看着躺在床上只会生闷气的父亲,她眼中充满了悲愤与无助,有几次甚至转身跑出去跟人大闹一场。父亲后来回忆说,那些年如果不是有母亲的守护,他可能早就没命了。我明白,母亲其实和天下普通女人一样,希望丈夫一朝扬眉吐气,为家庭遮风挡雨。
      记得她无数次说到父亲就叹气道“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呀!”当她来到热闹非凡的北京,经历了一番人生观的冲击,特别又见父亲对她的煞费苦心毫不领情,她终于对他彻底绝望了。这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我感到父亲就像一个被捆住手脚的囚犯,只等宣判到来。果然没多久,母亲态度决绝地离他而去。离婚,代表这个世界宣判了他的彻底失败。
      刹那间,父亲的整个世界被撕得粉碎,他已经一无所有。

      大学毕业后,我急不可待地扎进了犬马声色的世界,混迹在时髦体面、看似成功的人群中,我早已把父亲留在我心里的最后一丝触动连根拔除。
犬马声色后来我见到了父亲的新婚妻子赵清。她仅大我四岁,却小父亲整整三十。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鲜明强烈:直率、性急、神经质,满脑子奇思异想,跟现实世界全不沾边,似乎有一种随时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的嫌疑。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嫁给又老又病也一无所有的父亲。看着一旁显得木讷、本分的父亲,我简直不敢想像他这次婚姻的结局。犬马声色不久,听说赵清辞去了大学的教职,跟父亲一起上了南山顶,在那个人迹罕至的莽莽山林间过起了地地道道的隐居生活。我吃了一惊。
      那期间我到山上看望过他们,看到他们那间空荡荡的、凌乱散落着被柴火熏得黢黑的锅碗家什的住处,并亲眼目睹他们苦寒的生活,我非常揪心。见赵清居然选择了这等无异于自虐的生活,我对这个同龄人的“怪癖”更是大惑不解。那时,他们在我眼里几乎已沦为草莽流民了。
      不过,我发现父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萎靡不振,几次上山我都看见他的不少新作,其中一扫从前的犹豫不决,散发出自信与活力,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挥洒自如的状态。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他们这种毫无未来可言的生活捏了一把汗。在我和绝大部份人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两个走投无路的可怜虫,已经被生活彻底淘汰。
      1992年夏天我出差回到重庆,再次上山看望了父亲。因得知赵清刚生下了小妹妹,便随父亲下到半山去探望赵清母女。
      一进门,只见赵清躺在一张空荡荡的布满汗渍的凉席上,头裹白布,俨然一个农妇,我非常震惊。这是一间简陋不堪的农舍,我没有想到她竟然在这种地方坐月子!
      记得父亲抱过妹妹来,脸上透出刚做父亲的喜悦和满足,但很快我发现他看妹妹的眼神不经意间流露出忧虑与无助,很像我幼年时他在病床上看我的那种眼神。顿时,一种强烈的同情和酸楚涌上心头,不过很快,这种情绪又被我暗自庆幸的心情所代替——我庆幸我没有像他那样,陷入这等万劫不复的生活。
      我一会看看父亲,一会看看赵清,又看看眼前这张刚睁开眼的小脸,我想想都害怕,为他们未来的日子害怕。于是我很快辞别了他们,就像逃离噩梦一样飞奔下山。那时我觉得,自己跟父亲简直就是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两个人,我以为我们的人生从此不会再有交汇的可能了。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多年以后,就在父亲下了山,处境日胜一日地好转之际,我却经历了一番人世沧桑。渐渐地,我对自己从前自以为光鲜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有一天,我决定彻底结束这一切。就像从永远停不下来、令人晕眩的转椅上突然跳了下来,站定之后,我才猛然发现,原来人真正的需要实在不多。我开始向往父亲那种极其简单而安宁的生活。  
      2003年末,我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时他已经退休并迁居成都几年了,一年前又带着赵清和妹妹从城里搬进了郊外一处农家小院。   
      随后三年多,我目送父亲走完了他最后的时光。
      他依然是老样子,离群索居,用画笔送走一天又一天的时光。自他从南山下山后,他的画重新赢来了人们的仰慕,在圈里人心目中的位置越发不容质疑;可是另一面,他的画却在公共平台上越发销声匿迹。朋友们不断提醒他,再这样下去他的画将来一定吃大亏,这时他总是淡淡一笑,说:“这些事由它去吧。人来地上走一遭多不容易,今天能不愁吃穿,不挨整,还可以随心所欲画我几笔画,我已经很知足了。”
      那时艺术市场已经像开锅的沸水,画家们全都摩拳擦掌,只争上游,生怕掉队。虽说父亲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局外人的姿态,但跟当年完全不同,他再也不像面对“八五思潮”时那样云里雾里,消极自弃,而是非常自信和淡定,一心一意专注于变法探索中。这时赵清成了他的铁杆支持者。
      当时最让我诧异的是,并非绘画科班出身的赵清,在陪伴父亲十多年后,竟然能对他的画鸡蛋里挑骨头,甚至时常言准他在变法途中遇到的难题,乃至找到应对方案。她训练自己的方式颇为特别,总是找来许多人的画作图片“诊断病情”,然后一一“开处方”,一边对我和父亲滔滔不绝。这时父亲就会面带欣赏地对她笑骂:“弹花匠的女儿——只会弹(谈),不会纺!”那些时间,我目睹赵清为父亲的变法倾尽了精力。
      她少有空暇拿起画笔,命运已经由不得她了——尽管她在画上的表现没少让父亲吃惊。作为父亲的妻子,她劳碌和疲惫的程度,恐怕不亚于母亲当年。
      她刚生下我妹妹时已从大学辞职好几年,加上父亲这个老病号常年居高不下的药费多不能报销,若仅靠他那份薄薪,根本没法再养活一个婴儿,以至于妹妹刚出世就面临被送人的危险。赵清不甘心,还不等产后恢复身体,便急匆匆赶到成都学摄影手艺去了。她去时连给相机装胶卷都不会,可不久以后,她那地处背街楼上且穷酸到家的所谓“影楼”,竟然名声鹊起,一时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到这时,父亲才大大解脱。
      我先后目睹了我母亲和赵清的际遇,心里无数次暗叹做父亲的妻子实在不容易。赵清与我母亲并无什么往来,但她在提起她的前任时,也每每流露出一丝惺惺相惜之情,甚至我察觉她或多或少对这位前任心存感念吧。
      对父亲来说,他当年屡屡临死而未死是因为有母亲的守护;如今当生存与艺术无法兼顾时,又因为有赵清独自背负压力,他才可能为艺术全力以赴。这些,让我为命运多舛的父亲深感欣慰。可我一想起来就心酸的是,当他总算有条件安心画画时,他已经年近六旬。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赵清对做生意的厌恶之情也与日俱增,没几年就洗手不干了,转而全心扶助父亲的工作,并成了最让商人们头痛的把门将军。为了不让父亲的创作受到市场干扰,她频频放弃了很多送上门来的机会,但同时又对他艺术的现实前景忧心忡忡。有一次我听父亲对她说:“外面说我在画界的处境是你没尽到责任,他们不知道内情,你也不要觉得对不起我,想给我什么弥补。我只想画画,别的事全是过眼云烟,戏到散场都是一场空。”
      他说这话时,我正同他们在附近的田埂上散步,他神情悠悠地望着远方,深深吸进一口烟,又说:“别人都说我傻得‘一根筋’,其实这是福气呀!人一傻心里就少了好多纠缠,吃再多的亏也无所谓,天天过得自由自在,比什么都值。”
      我心里有些酸涩,有些欣喜,有些感动,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只是细细咀嚼着父亲前后的变化——这个曾经被这世界赶逐出去的人,到这个世界向他敞开大门时,他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了。
      夕阳下,徐徐清风拂过我们的脸,一路上我们经过一个鱼塘,眼中是一大片开阔的立着无数麦捆的农地,周围散落着一些农舍,被高高的竹林掩映着。我注意到父亲半眯着眼,像是有些陶醉地环顾周围,神情无比舒朗。我觉得眼前的他,比起我原来印象中那个郁郁寡欢、沉默压抑的父亲真是判若两人,甚至在他脸上已经找不到丁点受过磨难的迹象,仿佛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伤害过他!
      生活上父亲仍然跟从前一样糊涂,让赵清没少吃苦头。有一次,他正在银行取款机前发愁,不知如何取出钱来,正巧遇见一个熟人路过,便叫来帮忙。人家要他自己输密码,他却不耐烦,坚持要告诉别人密码,迫使人家最后不得不从命。他不谙世事,说话口无遮拦,冷不防会让哪位朋友尴尬得下不了台。他在外面犯傻的事让赵清恼火,赵清却万万不敢当他朋友们的面发作,否则她明白自己会遭到“集体清算”。因为谁都当父亲是老孩子,对他的尊敬中掺进了许多呵护。
      说来有趣,赵清一说到父亲犯傻那些事,她那无可奈何的表情既像是抱怨也像是欣赏。有时,与其说她是在抱怨父亲的傻,还不如说是在玩味他的单纯可爱。与我母亲十分不同,她特别懂得欣赏父亲,对他总能从名利缠累中挣脱出来,绝不肯牺牲寻常生活的那种透彻非常钦佩,而且她很能享受他身上那种人生的诗意和美感。直到那时,我才渐渐明白,本来天马行空、看似并不容易滞留在婚姻中的赵清,为何当年甘心陪着父亲受苦,而今又继续陪着他过寂寞寡淡的日子也无怨无悔。
      我发现我对生活的理解才刚刚起步,而对于父亲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那时的我也远远估计不足。因为他不仅没有什么公共生活,人也过于单纯幼稚,毫无尊者做派,按常理特别容易被人轻看。
      2007年春节后,父亲病危住院,消息不胫而走,他的老少学生都从外地赶来,争着要留守病房,一直照顾他到去世之日。在他临终前的那次画展之后,前来探望他的人更是多得让医生护士深感头疼,他们只得天天来病房门口撵人。其实来人中有一些与父亲素不相识,他们也为他送来了各种药方和食疗配方。在我们家人接到的询问他病情的无数电话中,也有一些是陌生人打来的。他们对他的关切,或是缘于画展现场的感动,或是缘于许多媒体对这个所谓“大师”和“隐士”的种种报道。
      父亲一生低调,以前只办过一次画展,那次我不在现场,但在美术界引起的反响我至今耳闻;而这次,亲历他临终前的画展,我处处感受到周围的震荡,人们用“一个艺术家高亢的绝唱”“一次壮丽的人生谢幕”来形容这次展览。父亲去世时正好离画展结束一个月。
      那天,就在人山人海的画展开幕式上,人们见父亲意外来到,人声鼎沸的大厅转眼鸦雀无声。他满脸蜡黄,身着病服,坐在轮椅上被推了进来。他显得百感交集,对人们拱手致意。许多人哭了。后来,我在展厅门口遇见一些刚看完展览出来的熟人,他们的双眼还是湿湿的,似乎想对我说什么,可没说,只是不住地摇头,有的沉重地长叹一声……我体会得出,父亲的人和画是怎样地令他们仰慕和感佩,而他的病危和他画作的现实处境,又是怎样地令他们惋惜。那段时间,类似的感慨在绘画圈里天天不绝于耳
      画展过后,父亲大部分时间昏睡不醒。在他去世前一周的一个傍晚,他又苏醒过来,想要去病房走廊窗边看看外面的景色。我扶起他慢慢挪动步子,来到窗边的躺椅上躺下。记得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病床。房间里非常安静,一抹夕阳照进来,我扶起他的头,让他能看见窗玻璃上反射出的天空和树。那一刻,他恍惚的眼睛忽然变得有神起来,过了好一阵,他声音微弱地对我说:“你看,外面的色彩好美啊!”停了一会,好像攒下了一些力气,又说:“可惜我不能再画画了。这些颜色你要在脑子里记下来,在心里默画,这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后来,有好些人告诉我,父亲在病床上的话题没有病痛,没有生死,也没有一句恩恩怨怨,唯有一个主题:画和艺术。
      临终前,他说,他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我欣慰的是,一生寂寞自处的他,到最后亲眼看见自己赢来的爱和尊敬遍及圈内圈外、天南海北。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还能看见自己身后的一幕幕,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他生前没有高位华冠,生活也极闭塞,可追悼会那天,殡仪馆内外花圈挤花圈,犹如漫漫长廊,他的画作图片和大幅照片列在送殡沿途,还有从外省紧急调来的送殡仪仗队,这一切都是民间自发安排的。当铺满鲜花和千纸鹤的灵柩在哀乐声中缓缓穿过人群,人们不禁暗叹一介平民竟然如此哀荣备至。这之后,我和赵清还不断接到人们发来的怀念文章,还有为他制作的DV。已经过了好久,我们继续接到各种电话,或是要为他举办诗歌朗诵会,或是要定期为他举行纪念活动等等。这让我们十分感慨,但我们都一一道谢婉拒了。
      后来,赵清又接到出版他传记的邀请函,正犹豫不决,父亲的一位朋友得知后主动前来担纲,在六十多岁的年龄,用几年的时间不断奔走于成渝等地,连续采访百余人。这位长辈对我说,不少人对他流露出深切的感激之情。有时他和受访者一阵默然相对,夜色下,借着公园里昏暗的路灯,他仍能依稀辨出对方眼中闪烁的泪光。他的家在都江堰,5.12地震期间,一些受访者不断打电话去寻找仅一面之缘的他,这让他深感手中的传记沉甸甸的,满载着人们的一腔托付。

                         

      父亲,就像一本读后让人掩卷沉思的书,人到中年我才品出它深长的滋味。儿时我不愿意亲近他,在无知张狂的年龄我鄙弃他,但到最后,让我最心悦诚服的人竟然也是他。
      还不在于他的人生终得圆满,甚至也不在于他的艺术才华,而是我愈发明白他身上种种品质的不易,至今我还很少见到他这样的例子:看似非常柔弱,可又无比坚韧;一生勤勉,却不是为了身外之物。如今我实在觉得,这才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有时我也会想起,他留给我们家人的另一份“礼物”实在是惨淡——可以说,不论他的妻子和儿女,无人不被他的身体或命运连累:或是精疲力竭,失去正常生活;或是失去童年,一生带着黯淡的记忆,似乎或多或少都留下了某些“后遗症”。但或许正因如此,在父亲走后,我们家人之间才能如此惺惺相惜,相互搀扶,彼此鼓励。
      父亲没有给我们送来一条人生坦途,然而,他成了我们整个家庭真正的祝福——每个家人的心因他而始终凝聚在一起;他没有在世上留下显赫的声名,然而他用他的画,在这地上种下了一片美丽的花园,也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传说。尤其到今天,我深深感激我的命运中有这样一位父亲——不是人手所造的纪念碑,而是洗涤心灵的山间清流。  

杜方晓
201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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